顾方舟,男,汉族,1926年6月出生,浙江宁波人,党员,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、研究员,著名医学科学家、病毒学专家,我国脊髓灰质炎(俗称“小儿麻痹症”)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、科技攻关的先驱者,2019年1月逝世。他将液体疫苗创新性融入“糖丸”,推广后使上百万儿童免于致残,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。2019 年9 月,获得“人民科学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
自1957年临危受命研究脊髓灰质炎(简称“脊灰”),到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成为本土无脊灰国家,顾方舟在消灭脊灰的路上艰辛跋涉了40余年。他把对国家的忠诚、对人民的担当、对的家庭的热爱,融进了那颗小小的“糖丸”,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。
顾方舟一生专注一事,让中国儿童乘上了远离脊灰的方舟。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严治学、修身齐家,无私奉献、以身作则,透射出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良好家风的传承。
1950 年,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,即将毕业的 6年制医学生们探讨着未来的职业选择,一位成绩优异的宁波籍年轻小伙子受到了大家的关注。
出乎意料的是,这位家境贫苦的年轻人并没选待遇更好的外科,而是选择了当时条件较差的苦差事--公共卫生专业。他说,做一名好的公共卫生学家,可以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,拥抱健康。
这位年轻人就是顾方舟。当时的他不会想到,后来的40多年人生将会与一种急性传染病--脊髓灰质炎展开激烈搏斗,甚至一度赌上了自己和儿子的性命。
1955 年,一种“怪病”席卷江苏南通:全市 1680 人突然瘫痪,其中大多为儿童,并有466人死亡。病毒随后蔓延到青岛、上海、南宁等多地,一时间全国多地暴发疫情,引发社会恐慌。这种可怕的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,俗称“小儿麻痹症”。
1957 年,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,他知道,早一天研究出疫苗,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。
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: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。在动物实验通过后,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临床试验必须证明疫苗对儿童安全,那么,找谁的孩子试验?谁又愿意让孩子来做试验?
面对未知的风险,顾方舟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:瞒着妻子,将疫苗给刚满月的儿子顾烈东喝下!而在此之前,他自己也已经“以身试药”,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。
“豁出去了,总要有人来试验。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?拿别人的孩子做试验,我做不到。”顾方舟坦率地说。
身为病毒学专家的妻子李以莞,在得知丈夫的决定后也并未怪 罪他,她理解丈夫的事业,更理解他这个人。
“因为我也是做这项工作的,这是疫苗通过国家检定必经的一个阶段,我们自己的孩子不去服疫苗,怎么能让别人的孩子来服疫苗呢?”李以莞说。
顺利通过疫苗试验的顾烈东,如今提起“以身试药”这个惊心动魄的“生命冒险”,依然有点后怕。但父母的无私也深深感动着他,他说:“消灭脊髓灰质炎是父亲毕生的心愿,尽管作为他的子女,我们没继承他的衣钵,但我很高兴当初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到实验中。”
“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”,顾方舟以最朴素的信念打动了全家,争取到了全家的支持。为早日战胜脊髓灰质炎,在“以身试药”“以子试药”成功后,顾方舟又从北京举家搬迁到大山深处的昆明花红洞。
原来,脊灰活疫苗研制成功后,虽然很快遏制住了疫情蔓延的态势,却又面临疫苗生产问题。中国医学科学院在云南昆明筹建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,作为脊灰疫苗生产基地。顾方舟再次受命,总体负责疫苗的生产。
1999年,顾方舟(右一)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广西督导消灭脊灰工作,给小孩子喂食“糖丸”活疫苗。
于是,1964年,在顾方舟的带领下,一家四口从北京出发,坐火车到贵阳再转坐汽车到达昆明,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艰苦生活。随着顾方舟的到来,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一批批质量良好的脊灰活疫苗被产出运往全国,伴随着防疫举措的发展,脊髓灰质炎在我国逐渐销声匿迹。
想的就是要为国、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情,要是知道了这个称号一定会感到宽慰。”2019年9月29 日,李以莞受邀代表顾方舟参加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时,深有感慨地说。
如今,在浙江省宁波市洞桥镇前王村的文化礼堂有一间“瑶琴书屋”,放置着顾方舟生前读过的书籍和杂志,供村民借阅。顾方舟曾在该村的外婆家度过几年童年时光,而这间书屋,就是以他母亲周瑶琴的名字命名的。
“周瑶琴女士自强自立,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前瞻性、引领性,为后辈树立了正确价值观,形成了内涵深刻、教育性强的家风家训。”书屋粗略地介绍的背后,是顾方舟不同寻常的成长环境。
1926年6月16日,顾方舟在上海出生,在家排行老二。由于父亲顾国光在海关任职,有体面的收入,4岁之前的颐方舟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。1930 年,顾国光在检查船只时不幸染病去世,原本幸福的家庭自此失去了支柱。
无法独自在大城市立足的周瑶琴,便带着三个孩子及年幼的小叔子回到娘家,担负起抚养家庭与教育子女的重担。
如何养活这一些孩子?当时的周瑶琴下了很大的决心,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考入了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学习助产,将子女交给母亲照料。当时的助产士非常稀少,考取执业证书用的教材都是外国的,但为了孩子们,周瑶琴付出了常人很难来想象的努力。
多年之后,顾方舟回忆起母亲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:“眼看着我母亲受的苦,就是现在我们也想象不出来,我母亲当时是多么艰辛才把我们这一些孩子拉扯大,真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。”
母亲这种自立、专注和迎难而上的品质,深深影响了顾方舟。在攻克脊髓灰质炎难题过程中,这种传承下来的精神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受命到昆明筹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时,面对一无所有的条件,顾方舟不顾艰苦,扑下身子搞建设,先是建实验室,再是建宿舍以及实验猴房,同时克服困难把科研搞上去。
当时,疫苗需要冷藏才能避免失去活性导致失效,运输起来非常不方便,加上服用中还有不少损耗,防疫效果打了折扣。
怎么办?顾方舟想到,孩子们都爱吃糖,那能不能索性把疫苗做成糖丸呢?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,终于在1962年,顾方舟牵头研制成功脊灰减毒活疫苗“糖丸”。除了好吃之外,“糖丸”便于运输,保存期得到了延长。随着“糖丸”被送到祖国各地,我国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大幅度下降。
多年之后,顾方舟回忆说:“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,向上面就说行,一定克服困难,努力干。
1971年,顾方舟被调回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,他仍然为脊灰防治工作呕心沥血。2000年,“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”举行,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代表,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“简单、诚实、执着,”李以莞在回忆顾方舟为消灭脊髓灰质炎走过的这几十年历程时,用了这几个词来描述丈夫,“他把一生都奉献给这个事业了。”
但实际上,在中国控制和消灭脊髓灰质炎之后,顾方舟的脚步并没有停下,此后多年,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一项项成果背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
他致力于推动乙型肝炎疫苗纳入儿童免疫接种的国家计划,推动我们国家乙型肝炎奇迹般地下降。
不止如此,在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等职务时,顾方舟还积极推动院校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等工作。
“其实小时候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挺少的。”忙,是女儿顾晓曼对父亲顾方舟最深刻的记忆,小时候晚上睡觉时,父亲还在工作,第二天早上醒来时,父亲又已经出门了。
长子顾烈东回想儿时,最多的记忆就是父母工作到深夜,“母亲也是学病毒的,他们都在无菌室里,一进一出手续很复杂,所以他们一进去就很难出来”。
当时,晚上照顾弟弟顾烈南睡觉的责任,落在顾烈东身上。有一次,食堂放映顾烈东最喜欢的电影,他早早哄弟弟睡觉之后,就偷偷出去看电影了。结果演到一半,广播突然喊:“顾烈东,请来大门口一趟。”原来是弟弟醒了,一看父母和哥哥不在身边,就来大门口找他们了。顾烈东这才意识到,已经入夜了,父母还在实验室里辛勤工作。
“爸爸的工作很忙,写字条、写信是我们家主要的沟通方式,成了一种习惯。”顾晓曼说。字条书信的内容一般是关心日常生活、学业,也有对子女做人做事的谆谆教诲。
“他每隔大约一周时间就会给 3个孩子开会,每个孩子犯了什么错都要解释清楚,别的孩子一起听着。”顾烈东回忆,住在东交民巷的时候,家里有个大方桌,父亲时常给孩子们开家长会,“要我们反思学习上的不足、品行上的不足。”
在顾方舟的心里,对子女有个很大的遗憾,就是他们没受到良好的系统教育。因为当年在昆明建设研究所,他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子、孩子以及母亲从北京迁往大山深处。山上没有学校,子女们无法入学,科研人员不得不一边做研究,一边自己建学校。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,那一批孩子的教育被耽误了。
但深受母亲影响的顾方舟明白,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都以父母作为自己的榜样,爸爸怎么说的,妈妈怎么说的,父母以身作则,孩子会看在眼里。在《一生一事:顾方舟口述史》中,他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方法的理念:要注重培养小孩子大公无私、乐于奉献的品德,教育引导孩子知道做事情要靠自己努力,要独立自主。
“送你八个大字: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、平。爸实践了一辈子,但也没有作好。望你牢记这八个大字,深入理解这八个字的含意,努力实践这八个字,使自己成为一个忠于国家、孝顺父母、仁爱众人、讲求信义和平的君子。我们共勉吧。”这是顾方舟80寿辰时,在中国医学科学院、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的画册《使命与奉献》扉页上为女儿顾晓曼写的一段线月顾方舟逝世后,顾晓曼再拿出来翻看,一字一句读下来,不禁潸然泪下。
在顾晓曼看来,父亲一生低调、谦和、务实,不追名逐利。他对国家忠诚,对事业执着,为人朴实,他的品格是留给家人最宝贵的财富。